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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2章 天选老农朱由检金铲铲铲番薯（第2页）

臣于天津试种时，乡老便称‘薯根岂敌五谷？毋乱祖宗田制！’；地方官亦多安于‘农桑旧法’，若无朝廷旨意，必以‘试种需费、收成难料’为由拖延，正如臣在江南推广时，府县起初亦持观望态度，直至抚臣亲勘才得施行。

恳请陛下降《劝种甘薯诏》，晓谕天下‘甘薯可当荒岁之粮，一亩收数十石，其利十倍于谷’，并令户部将种植成效纳入地方官考成，种有成者升赏，怠惰者参劾。

次难在于‘种秧难北运，寒土难育活’。甘薯喜暖，江南育秧运往北方，数千里陆路，春日寒风易冻坏，夏日酷暑易腐坏。臣试种时以土筐裹秧、沿途浇水，仍折损过半；且北地土壤多碱，春播地温低，薯种易烂。

臣在天津采用‘客土法’、‘暖窖法’，虽使薯种发芽，但工本甚巨。

故请陛下于顺天府设官员专司甘薯育苗，拨内帑于淮安、济宁各建‘育秧暖房’，以陶缸盛沃土育秧，待清明后用官驿快马递送北方，运费由户部核销；令工部烧制‘陶制育秧盆’分发各州县，教民以牛粪、草木灰拌土育苗。

终难在于‘荒年易盗掘，丰收易贱卖’。甘薯埋于地下，丰收之年易遭流民盗掘，今岁山东饥荒时，便有‘掘薯充粮，田主追讨致斗’之事；若一州一县独种，丰收则粮价暴跌，如福建引种时，曾因商贩囤积，薯价贱如泥土。

因此，恳请陛下令刑部定《盗掘甘薯罪》，凡盗掘他人薯田者，按‘窃谷罪’加二等论处，地方官纵容者连坐。

陛下，甘薯虽微，实系国本。北地若广种此薯，遇荒年百姓不致流离，兵饷可足；丰岁谷薯兼收，仓廪可实。

若蒙准行，臣愿亲往顺天、河间二府督种，以三年为限，必使北方田野皆有薯根，不负陛下爱民之心！”

“命户部于北直隶、山东各府设‘甘薯常平仓’，丰年以每石银五钱收购，荒年以三钱平粜，价差由国库补亏，兼可作军粮储备。”

朱由检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朕以为种植甘薯一事难以推行，最根本是因为朝廷的税收，收五谷而不收甘薯。

甘薯可以作为应急的粮食，却不能作为国家储备，因为甘薯不耐储存。人偶尔可以吃甘薯，但是吃多了却容易胀气，所以甘薯并不能作为主粮种植。但甘薯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在不能种植五谷的地方种植，就比如现在的陕西。

古人云‘大旱洪水之后必有蝗灾’，蝗灾之下五谷绝收，甘薯却不为蝗虫所喜，这就是甘薯的一个好处。甘薯喜温其实并不喜湿，保苗之法太过靡费，可以尝试直接用甘薯切块来种植。”

“陛下对于甘薯竟有如此深的研究？！臣佩服。”徐光启恭维道。

朱由检撇撇嘴，说道：“朕近日反复思量，一条鞭法看似简便，实则苦了百姓。不如改回以往的税法吗，依据比例征收实物税，由官府统一折卖后再缴银入库，徐卿以为如何？“

徐光启闻言，皱眉说道：“陛下仁心可鉴！此法确能免去商贾压价、胥吏勒索之弊，只是

官府增设采买、储运、变卖诸环节，势必要增派差役、修建仓廪，加之各地物价参差，稍有不慎便会入不敷出。贸然改制，恐税收不增反降。”

“你说的朕也考虑过。然天下事哪得两全之策？凡事皆有利弊两端。

江南赋税繁重，粮价低贱，是以百姓多植桑麻以应重税。就说那松江府，棉作占十之有七，稻作仅十之有三，百姓常以棉、纱、布折算赋税。

倘若棉价骤跌，百姓便易因税银不足而倾家荡产，沦落为士绅家奴。

你要推行甘薯，按照你说的几条计策，还是很难让百姓遵从的。强令下去虽然是好心，但也依旧会造成民怨。

你跟毕尚书商量一下，哪里干旱比较严重，就先推广种植甘薯；北方原本收成还不错的地方，就不要折腾了，以免步子迈大了扯着蛋。

最优先的是将这玩意在陕西推行下去，种植以后就按照三十税一收甘薯，原本的粮税适当减少，替换成甘薯税，这样百姓就愿意种植了。”

国民生产总值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有大的提升的，所谓改革就是改变利益的分配。

朝廷想多拿，要么损害士绅官僚的利益，要么进一步压榨百姓，要么两者一起压着，哪能凭空变出钱来呢？有时候国民生产总值蹭蹭上涨，工资却不增反降，为什么呢？

其实种地，朱由检很业余，但论起吃东西，他是专业的，专业吃货皇帝今天让徐光启开了眼。